《常識》是一部由梁文道著作的時評文字集，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們有沒有看過呢？書中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句子，下面就跟小編一起來欣賞吧！

有人說：幸福的人都沉默。百思不得其解，問一友人，對方淡然自若地答：因為幸福從不比較，若與人相比，只會覺得自己處境悲涼。

但凡見過地獄的人，就知道世間有言語無法形容的虛無，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

任何幽默感都來源于寬容。

怨恨是一種對他人不滿的情緒反應(yīng)，這種情緒是種潛藏心中隱忍未發(fā)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個人的正常心智與價值觀。所以要隱忍不發(fā)，是因為有這種情緒的人根本沒有發(fā)泄報復的能力。

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xiàn)實，那么現(xiàn)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 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盼望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總是有現(xiàn)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 我只知道這是一個急躁而喧囂的時代，我們就像住在一個鬧騰騰的房子里，每一個人都放大了喉嚨喊叫。為了讓他們聽到我說的話，我只好比他們還大聲。于是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別人到底在講什么。

我不能不想起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那個著名譬喻，他說：一個有人性的歐洲人要是知道中華帝國發(fā)生了一場大地震，或許會感到傷慟，并且沉思當中的悲劇意義；可是過不了多久，他就會回到日常的生活。亞當?斯密的意思是人類在理性上會接受一套普世的價值，但是在感情上卻會受限于具體時空的制約，所以我們應(yīng)該學習發(fā)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象力，要能同情共感地體會他人面對的處境。

說到反省一個國家的心態(tài)，魯迅數(shù)十年前寫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貍只不過是說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沒說甜是不好的酸的才妙。然而阿Q卻翻轉(zhuǎn)了正常的價值，打不過人就轉(zhuǎn)而夸贊自己是世上“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狐貍頂多是貶損自己得不到的東西，而阿Q則干脆把自己的可憐可悲轉(zhuǎn)換成神圣光榮。

中國人好談?wù)�治，往往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當局的利益及視角為“大局”，乃至于詭異地忘卻自身，居然很樂于犧牲自己的權(quán)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無私。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tǒng)欲望，尤其容易養(yǎng)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大局觀”，有時還不限于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fā)言人，替官撫民。因為按照自己的學術(shù)良心與知識修養(yǎng)說真話，乃是一切知識分子都該共同享有共同認定的根本品格。

曾幾何時，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充滿了一種崇高美學，標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與激情，大家不只要學雷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甚至還胸懷改變?nèi)�世界的大志�?然后到了上世紀90年代，英雄的傳說變成專供調(diào)侃的笑話，崇高的價值變成空大的假話。很多人開始覺得敢于承認自己卑微自私甚至無賴的人物才是英雄。

如果每個人都以類似的態(tài)度對待言辭與事實的距離，那么他們一定不會再輕信任何言辭以及用那些言辭表達的所有美好價值。而這個社會將不只是個信任匱乏的社會，它還必將滋生出一種犬儒的冷漠。對于種種明明背離了現(xiàn)實的描述和形容，他們會說“這真是沒辦法”；他們會說“反正事情就是這樣了”。默然地承受，機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處理世事之無奈。雖然很多人都過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勸告那些還會生氣還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

我時常感到國人今日頗有一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鉆、議論總要談“本質(zhì)”的傾向。于是明明在探討“毒奶粉”的問題，偏偏覺得光是信仰缺失還不夠，一定要把“靈魂”也搬出來才算功德圓滿。明明在點評志愿者的救災行動，卻不滿足于民間集體動員的邏輯，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異的“高度”，然后再結(jié)穴于華夏文化的“基因”“本質(zhì)”。

與其去遠方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發(fā)覺熱愛的小說、音樂和小妹妹的笑容。

這種民族主義就是學者劉擎所說的“雪恥型民族主義”，它來源自一連串的“國恥”和創(chuàng)傷記憶，是百年來無數(shù)的苦痛塑造出“中國一定要強大”的民族凝聚驅(qū)動力，其最具體的日常表現(xiàn)就在中國人很愛掛在嘴上的“中國不會再讓人欺負”。念茲在茲地嘮叨“欺負”與“被欺負”，是因為現(xiàn)今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里有著太多消散不去的創(chuàng)傷經(jīng)驗，猶如受傷的童年記憶陰影般纏繞終身�？偸潜贿@樣的夢魘折磨，怎么會有健康平和的心態(tài)呢？

很多學者形容純粹的惡行是史無前例的“極端之惡”（radical evil），其規(guī)模其內(nèi)涵超出了人類想象力的邊界。而漢娜·阿倫特獨到之處，就是指出即使邪惡如納粹，到底也是個再地上行走的機器，是個人類零件組成的組織和機構(gòu)。而人之所以會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為受到誘惑，只是不想與他人不同，只是想做個乖乖聽話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惡”。

當然，我們還可以相信自己；只不過，一個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會還能叫做社會嗎？

幸福的人都沉默，從不比較，若與人相比，永遠只會覺得自己處境悲涼。

其實少數(shù)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據(jù)多數(shù)決的原則下寬容少數(shù)，同情少數(shù)和保障少數(shù)；而非不斷在人群中挑出少數(shù)甚至制造少數(shù)派，再把他們變成打擊對象。不假思索地將“極少數(shù)”和”壞分子“聯(lián)結(jié)起來，會起到使大腦遲鈍、令焦點模糊的作用。

我們習慣的正常其實不是惟一。

弗洛伊德曾經(jīng)描述過幼童的一種奇行，他發(fā)現(xiàn)他們有時會把自己藏起來，好讓大人找不著，這時他們會感到格外的緊張，深怕大人會自此忘卻他們，甚至趁機拋棄他們�？墒窃谶@個躲藏的過程里，他們卻又享受著刺激的快感，把它當成一個好玩的游戲。然后，他們或者被發(fā)現(xiàn)，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來，與父母相擁團圓。這就是有名的“去/來”（fort/da）游戲，后來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無數(shù)的詮釋和爭論。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問題都歸結(jié)為含糊的“西方反華勢力”，以為西方主流媒體一定也是聽命于政壇的反華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實那些媒體的問題，倒不如說是它表現(xiàn)出深植的偏見和意識形態(tài)機器的共識運作。 ……有事更要命的或許是媒體人那種未經(jīng)反省卻又自命正確的價值觀。照聽命的價值觀形成的潛在共識，中國政府是個壓迫人權(quán)的政府，中國傳媒也是不可信的宣傳機器，所以中國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覺。

當一個人已經(jīng)腐化而侮辱了他思想的純潔，從而宣揚他自己不相信的東西，他已經(jīng)準備好犯其他任何的罪行。

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據(jù)多數(shù)決的原則下寬容少數(shù)，同情少數(shù)和保障少數(shù)。

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師重復出現(xiàn)。幾年前發(fā)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fā)生的方法。結(jié)果它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fā)生。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xiàn)實，那么現(xiàn)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xiàn)實意義，那是種悲哀。

「深入挖掘了人類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說法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現(xiàn)代中國的阿Q心態(tài)。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種對他人不滿的情緒反應(yīng)，這種情緒是種潛藏心中隱忍未發(fā)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個人的正常心智與價值觀。所以要隱忍不發(fā)，是因為有這種情緒的人根本沒有發(fā)泄報復的能力。這種怨恨的由來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擁有的東西，覺得那東西本該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實力比自己強；我不只沒法搶奪他擁有的一切，沒法改變我和他的差距，甚至連對之發(fā)作都不敢。這時就會出現(xiàn)“價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現(xiàn)象了，意思是顛倒價值常規(guī)，把自己得不到的說成是不好的 ...」

中國人總是習慣性地把日本當年犯下的罪行狹隘地理解成兩個民族之間的仇恨，而非禍及整片東亞的反人類罪行。 問題是，如果今天認錯認得實在很徹底的德國出了一個政客去希特勒靈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書將種族滅絕說成是人類純化，大家又會怎樣呢？恐怕不各國傳媒將嚴詞聲討，德國政府和一般百姓也會義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關(guān)鍵并不在于日本作出多少次官方到ian，也不在于那是普通的道歉還是深有懊悔的謝罪

臺灣著名評論家楊照曾經(jīng)在《10年后的臺灣》中說過一段令人感傷的話：“……我清楚記得，自己年少時候，被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震駭，領(lǐng)受到那股歷史性的悲劇感。國民黨威權(quán)體制像只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我從來不曾自認是 個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卻悲劇性地預見：等時機到了，我這一輩的人會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與猶豫。去站在怪獸前面，被無所不在的極權(quán)系統(tǒng)監(jiān)視、追捕、入獄。”

我還想起許多同行前輩的教誨，評論時政要“該叫好的叫好，該批評的批評；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評；政府做得對，就應(yīng)不吝稱贊”。我了解言者諄諄的苦心，也明白客觀中肯的重要。然而，我還是沒辦法去贊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從來都錯；而是因為這句勸告實在不適用于擁權(quán)者身上：對著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責罵，還要適度地表揚；可是我們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權(quán)貴和官員都當成小孩呢？他們不會脆弱到稀罕掌聲的地步吧。

因為按照自己的學術(shù)良心與知識修養(yǎng)說真話，乃是一切知識分子都該共同享有共同認定的根本品格。我們可以不同意一位學者的某些言論，不贊成他的既定立場。可是我們必須尊重他對著權(quán)力說出自己相信的真話的勇氣和尊嚴。 做人也當如此吧？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閻教授總不愿“正面響應(yīng)”那些青年的理由。我只知道這是一個急躁而喧囂的時代，我們就像住在一個鬧騰騰的房子里，每一個人都放大了喉嚨喊叫。為了讓他們聽到我說的話，我只好比他們還大聲。于是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別人到底在講什么。 也許我們乖得太久了，不想再當個只能聽話的傻孩子，所以我們現(xiàn)在都有話要說。周遭如此喧嘩，我必須用盡心思把文章的標題起得聳動一點，讓我發(fā)言的姿態(tài)張狂一點。

編撰日本人歧視中國人的傳說，也可以看成是種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預期中的徹底道歉、真誠擁抱，我們就永遠無法停止這種近乎自虐的荒謬行為。從中日兩國的復雜歷史看來，這種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愛祖國的故事？又為什么偏偏要選在這國難當前的時刻呢？能不能說它表達了我們對暴發(fā)名流的偏見，總是覺得他們會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們用上很大的力氣去表現(xiàn)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

當中國官民不斷抗議施壓 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要再去靖國神社參拜 當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六十周年紀念的那一天 日本民眾以破紀錄的人數(shù)前往靖國神社致祭————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到 如果中國的老百姓想在這一天公開追悼在抗戰(zhàn)中死去的平民和軍人 他們會去哪里？他們能去哪里? 使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嗎 ？這尊最著名的碑石是中國最大型的紀念碑 沒有按照中國傳統(tǒng)面陽朝南 反而為了遷就觀眾向陰朝北 饒是如此 ..

這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道德乃個人之事，政府不應(yīng)為所有人設(shè)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規(guī)定我們的信仰和人生規(guī)劃，也不能限制我們要過怎樣的日子。市場經(jīng)濟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礎(chǔ)，它根本就和這些道德無關(guān)。 公司為牟利而存在，這是一種社會體制；至于個人要不要行善，則是他自己的事。所謂有良心的資本家和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兩者之間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結(jié)合。

反對全球化的活動家，質(zhì)疑市場經(jīng)濟的評論家和傳統(tǒng)左翼，通常對超級富豪們都沒什么好話，尤其是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與世界第二有錢的威廉·巴菲特，前者是很多人心目中計算機時代的柯斷魔王，后者則是用錢滾錢的“股神”。關(guān)于他們的攻擊和控訴可謂無日無之，直到最近。 6 月26日，蓋茨及其夫人梅琳達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舉行的一場儀式上，正式接過了巴菲特捐出的370億美元資產(chǎn)，人類史上最大的一筆慈善捐贈。

經(jīng)過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韓的風潮洗禮，內(nèi)地不少青年學到的就是這種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義邏輯。當然這絕非中國的獨有產(chǎn)物，而是一種普世的現(xiàn)象。 這些“反x”運動就像一種集體的社會儀式，參與者在其中通過言詞和行動的反復操演，可以從實踐中習得這種極度簡化的思考方式與想象力，把個別的東西和意見迅速地無限上綱成玄而又玄的“國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這還是一種必將反向操作的實踐

信奉加爾文主義的新教徒節(jié)儉克制是一種對財富使用要謹慎的表現(xiàn)，“美國夢”神話中老實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則是一種獲取財富的手段要謹慎的表現(xiàn)。謹慎是明智切實的判斷能力，也是不夸張不過分的性情，最后它還是種令人欽佩的榮譽。使得資產(chǎn)階段終于可以在道德上勝過貴族的，不是繁復的文化儀式，而是這種憑借個人能力與勤勞致富的謹慎態(tài)度，是這種懂得恰當使用財富的謹慎品格。

我們不應(yīng)該抽象的要求他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從他們的職位和權(quán)能里推導出一組特定的道德規(guī)則：我們不能說官員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們該說因為官員占有特別的職位權(quán)能，和公眾有特別的權(quán)責關(guān)系，所以才要有相應(yīng)的倫理信條。簡單的講，從政者該遵守從政的專業(yè)倫理。如果一個官員破壞了這套專業(yè)倫理，他不只對不起她的職位權(quán)能，更會傷及公眾利益。這才是我們應(yīng)該睜大眼睛盯清楚的。

時事評論不只是批評時局里的種種弊端，往往還是種策論，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觀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這種文章寫得多了，會漸漸習慣穿上當權(quán)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與批判的距離。 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tǒng)欲望，尤其容易養(yǎng)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大局觀”，有時還不限于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fā)言人，替官撫民。

南方朔在其專欄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實不是日本，而是罪惡。

只有一種情況能使評論不朽，那就是評論的那些老是重復出現(xiàn)。

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xiàn)實，那么現(xiàn)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xiàn)實意義，那是種悲哀。

地球始終是橢圓的，所以任何一種地圖都不可能完美。換一種投影方法，就會得出一張不一樣的世界全圖；無論哪一張，都有它不平的地方。

問題是這個結(jié)局并不是真的結(jié)局，對愛侶忠誠奉獻、對父母全心愛護，以至于對他人的認同，肯定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追尋。所以小孩會一遍又一遍地玩著這種游戲，情侶會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與許諾，直至我們真正長大真正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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