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閑書》一書由仇鹿鳴所著，是作者撰寫的散文隨筆集，一些是關于唐朝的研究，一些是作者人生感悟、讀書、研學的感觸，從這本書中我們能看到作者較高的學術功底。下面給大家?guī)淼氖亲x閑書讀后感3000字，大家一起來看看。
昨天讀完林鵠《南望——遼前期政治史》，沒什么心思寫論文，正好約一個月前，蔡帆師兄相送仇鹿鳴《讀閑書》一書，就順手拿起來讀了一遍。本來還真是當閑書看，結果一讀下來，有一種激動人心的感覺。這種激動更多地在于仇先生對墓志研究，對經(jīng)典教育的理解，對博士論文的定位，使我有種莫名的親切感和契合感。我發(fā)現(xiàn)，自己誤打誤撞，全憑興趣地瞎搞所領悟的些許經(jīng)驗，竟與書中所提的幾乎一模一樣。昨天晚上十點多，我激動地給陳志堅老師發(fā)微信說，這本書讀著真的喜歡。陳老師提出將這本書推薦給大家，我當時跟他說，我明天寫個讀后感。專業(yè)性的讀后感，我恐怕寫不好，這里頂多談點自己的體會吧。
本書共收入十八篇文章，前四篇《復數(shù)的上官婉兒》《唐高宗李治和他的四個保母》《上官婉兒墓志懸測》《題有剩義的上官婉兒墓志》，主要以女性為探討對象，針對新出土的女性墓志探討了上官婉兒、姬總持等皇帝背后的女人。（不一定是嬪妃，還包括保母）
當初讀到《大唐故周國夫人姬氏墓志銘》，作為一個電視劇資深吐槽愛好者，我感覺到這個人的故事完全可以拍一部電視劇。當讀到仇先生“其（姬總持）人生命運的跌宕起伏足以演繹成一部精彩的電視劇”時，頗有嘚瑟之感，哈哈。簡單來說，這位姬姓女子因夫家卷入謀反而遭致巨變，被籍沒入宮，陰差陽錯成為了唐高宗李治的保母。憑借與高宗的關系，姬總持的人生命運發(fā)生了改變，后半生極盡尊崇，死后“皇太子、沛王、榮國夫人、城陽公主、紀國太妃等，咸皆祭贈”。
上官婉兒是討論最多的部分，仇氏對上官婉兒墓志中所反映出的信息考證，將景云至先天時期唐玄宗與太平公主的政治斗爭反映在上官婉兒的追贈、下葬等方面，頗具眼光。關于唐玄宗何以在唐隆政變時殺害上官婉兒，仇先生認為李隆基“本欲清除武則天以來統(tǒng)治宮廷的武、韋政治勢力的初衷有關”。筆者在幾年前讀到過《上官婉兒墓志懸測》一文，對于文中提及李隆基是“仰賴于其父相王李旦的人望與太平公主的支持才得以成功”的論斷，非常贊同。但李隆基一方發(fā)動政變時政治力量弱小，核心人物鍾紹京、劉幽求的身份分別是苑總監(jiān)和前同州朝邑縣尉，一個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一個任滿在京待選的縣尉，官小且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力量，所以才出現(xiàn)了鍾紹京“帥丁匠二百馀人，執(zhí)斧鋸以從”的尷尬場景。唐隆政變的成功有賴于萬騎葛福順、陳玄禮、李仙鳧等人，但這群人只是禁軍的下層軍官，在政治上未必能說得上話。那么，在勢力弱小的背景下，李隆基是否一開始就有匡扶政治的雄心大志，或許還需要進一步思考。事后的發(fā)展也證實了，李隆基一派在中樞機構缺乏拿得出手的老資歷的人物。（太平公主一方的如竇懷貞，蕭至忠，趙彥昭，岑義，薛稷等，多是出身名門，舊朝宰相，元老大臣）
《安史之亂的另一面》跳脫于唐王朝的正統(tǒng)立場，聚焦在安史一方的視角。作者以《嚴復墓志》為例，討論大燕視角下的墓志書寫所反映出的信息。其中，作者特別提及《嚴復墓志》中提及的“天寶中，公見四星聚尾，乃陰誡其子今御史大夫、馮翊郡王莊日: ‘此帝王易姓之符,漢祖入關之應,尾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爾其志之’”，凸顯出安史內部除了以佛教、祆教等方式團聚部眾外，還利用中原文化中五德終始學說來爭取人心，籠絡推重儒家正統(tǒng)之辯的士大夫階層。
《一位“貳臣”的生命史》聚焦于王伷從叛軍的核心人物到反正歸唐的人生經(jīng)歷，探討王伷背后唐廷對“貳臣”政策的轉向。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提及當時對于“忠”的理解并不像宋以后那么絕對。時人對于王伷等“貳臣”并不全是批判，甚至還有同情，而對盧奕、張巡這樣的忠臣義士卻還帶有批判意味。
《聶隱娘時代的魏博》主要討論了田承嗣以來田氏魏博的發(fā)展歷程。聶隱娘的故事發(fā)生在田緒、田季安時期的魏博，這一時期魏博與朝廷之間有暗斗但無明爭，甚至還有過一段頗為緊密的蜜月期。筆者注意到，這一時期刺客成為了藩鎮(zhèn)用以暗斗的工具。眾所周知，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早朝被刺客當街刺殺，震驚了朝野。有說是成德王承宗所派，后又有說是淄青李師道所使。無論何說，都表明，俠與官方結合的趨勢。（見游俠、大俠、超級英雄）
《未完成的轉型：從金石學到石刻研究芻議》《讀者還是觀眾：石刻景觀與中國中古政治》《言詞內外：碑的社會史研究試筆》三文可視為仇先生對石刻碑志研究的經(jīng)驗總結。面對石刻材料，文字所反映的信息是一方面，文本背后反映的信息是另一方面。石刻內容本身反映的內容可用來“證明或證否傳世文獻的記載”，“而更應該關心隱藏在文本背后，充滿者矛盾沖突的政治過程”。作者在這里特別強調了碑志的“言辭內外”，作為讀者和觀眾的區(qū)別。所謂讀者，更多指碑志研究的學者，而觀眾則是指普通人群。對于觀眾而言，碑志的內容未必是他們關心或熟識的，但碑志所塑造的“視覺體驗”，象征意義則是對觀眾最大的影響。仇氏認為，“碑文的表達與當時政治角逐間的關系、立碑的過程中碑主與朝廷的互動”，“碑文言詞內外的蘊意及與立碑相關的政治運作”是我們需要關注的，“辭藻背后的蘊意與行動或許才是更重要的歷史信息，事實上文本的本意、言外之意和立碑這一政治活動共同構成了一個互有關聯(lián)的研究主體”。當然，碑志背后的信息不僅是政治層面，還涉及宗教信仰等文化信息。
《<東晉門閥政治>重讀隨記”》分“東西”到“南北”、“胡馬”與“流民”、“共天下”和“共地方”三部分。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中提出南北之爭外，東晉內部還存在東西之爭，流民帥發(fā)揮了從皇權與士族背后的支持者到士族“共天下”終結者的作用。針對“門閥政治”的定義，田余慶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態(tài)度，他“大約是不贊成所謂貴族政治的提法”。仇氏認為，“貴族家族沒有利用地方基礎，成為割據(jù)一方的封建領主”，而是在國家政權中謀取一席之地，這正是門閥政治區(qū)別與貴族政治之處，可以作為田先生觀點的“一個有意思的腳注”。關于門閥政治的特殊性，仇氏認為如果從分析形式和程度來重新思考皇權與士族的關系，東晉時期士族與皇帝分享中央權力，“共天下”是極特殊的經(jīng)驗，但此時國家權力衰落及中央政權不穩(wěn)，更常見的是國家與士族分享政權，仇氏稱之為“共地方”。
《作為學術事件的<懷柔遠人>》對美國漢學家何偉亞（James L. Hhevia）《懷柔遠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一書相關情況及周錫瑞對何氏的評判進行了評介�！稌饝酢穼饝醯膶W術成就進行了介紹，尤其是其撰寫《國內外關于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述評》一書的學術史考察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個在改革開放初期，限于條件限制，但仍時刻關注海外研究，通曉多種語言，潛心閱讀大量論著的學者形象�！独鋺�(zhàn)中的南非和古巴》則是對冷戰(zhàn)中南非與古巴國際關系的闡釋，呼吁南非的獨立事業(yè)不應該忘記古巴的幫助與友誼。
《讀經(jīng)已死，經(jīng)典教育萬歲》是仇氏對國學經(jīng)典教育的見解。仇氏認為，國學經(jīng)典教育應該是“建筑于緊密學術研究基礎之上的對于經(jīng)典研究試的、分析式的探討，而不是接受式的、信仰式的習得”，要訓練學生基本的文獻訓讀能力，“訓練學生點讀、理解中國經(jīng)典的基本能力，進而培養(yǎng)其對中國文化的同情之了解”。
《今月曾經(jīng)照古人：河洛考察散記》是仇氏在2017年暑假的考察見聞，記載了從河南鄭州出發(fā)，經(jīng)洛陽，到龍門，走邙山的所見所聞，尤為深刻的是作者在文末提及的文物保護與經(jīng)濟建設沖突的思考。
《“走進”與“走出”博士論文》是仇氏的一點“人生的經(jīng)驗”，分享了其在復旦八年的學習生涯，涉及到文獻閱讀與積累、論文選題、研究方法等，作者也談及了如何在專業(yè)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完成從“讀者”到“作者”的身份轉換，同時協(xié)調兩種身份的沖突。
最后一篇是仇鹿鳴關于中古士族社會的訪談，主要分析仇氏對士族社會的本質、歷史意義、魏晉到隋唐以來士族的發(fā)展變化、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認同等。
總體而言，仇氏該書雖是“閑書”，但無處不體現(xiàn)出他對學術研究的思考。關于碑志研究的經(jīng)驗，關于博士論文的“走進”與“走出”，都給筆者極大的啟發(fā)。另外，該書也反映出仇氏閱讀面之廣，從魏晉到隋唐，明清甚至近代史，從中國到西方學術研究，從古代史到世界史，該書都有所涉及。
此書雖稱“閑書”，但何為正書，何為閑書，恐怕沒有明確的界限。我更愿意以仇先生在后記中所稱的“意外之書”來評價該書。讀書如果有著過于明確目的，很多時候會限制了我們思考和理解的深度和廣度。當我們拋棄所謂正與閑的界限后，以平常心去閱讀書籍，或許我們會收獲更多意外之喜。閑書中才有更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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