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史·晚清篇》一書由譚伯牛所著，是一本歷史作品，作者用幽默風趣的語言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晚清時代。下面小編帶來的是《牛史·晚清篇》讀后感：手握秘鑰解碼歷史。
第一次報名參加**讀書的鑒書活動就被選中，對于一向彩運不好的我也算是個安慰。
這一次要品鑒的是《牛史·晚清篇》，作者譚伯牛先生據(jù)說是通俗歷史界的大牛，曾經寫過《戰(zhàn)天京》等著作。或許是由于我的孤陋寡聞，譚先生的牛尚未進入我的認知領域，我此前并未讀過他的著作，因此這次鑒書應該不會受到既有印象的影響，只對所要品鑒的作品發(fā)表意見。
書還在快遞路上的時候，我就已經在想象它具體是什么內容了，根據(jù)作者前作《戰(zhàn)天京》的名字，以及對晚清時代的固有感覺，我認為這或許是一本稍顯沉重的書——畢竟，對于每個中國人來說，晚清是滲入骨血中的悲哀與無奈。
按照我的習慣，拆開快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書以極快的速度翻閱了一遍。
無序、無跋。
僅在腰封處見到作者對于本書所要說的話，現(xiàn)擷取一段如下：
對一個人蓋棺定論很容易，但若深入了解當時復雜而微妙的情況，你就不會那么容易得出定論了。我無意為歷史人物翻案，只是想從一些歷史細節(jié)入手分析，奢望自己能夠以小見大，引出深層次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討論。
姑且在此揣摩一下作者的意思，就是——以批判性的思維來鉤沉史料，把人物還原于所處的歷史背景，不以俗論及權威的判斷為定論，得出自己的結論。
如果把這層意思當成是作者解碼晚清歷史的秘鑰的話，我們不妨從書中記載的幾個故事來分析一下。
廣州共治中的“漢奸”
開篇故事為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英法聯(lián)軍攻入廣州城，先將“不戰(zhàn)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總督葉名琛流放至印度，以防止他成為抵抗運動的標志，然后聯(lián)軍人少難以控制廣州，只好保留其他官員使其聽從聯(lián)軍命令，“共治”廣州，以達到平定局勢的目的。
眾清廷官員迫于生計，縱不敢與外國人相抗，但也盡量做到不對時“默無一語”，唯有前任肇慶知府現(xiàn)為候補道的蔡振武頗與洋尊酬答，隨機應對，于是被委任“專辦洋務”。結果蔡振武被人指為不折不扣的漢奸。
作者認為，與外國人談事兒，跟漢不漢奸有何干系？這確是當時士大夫的偏見。
關于漢奸這個稱謂，作者在書中記載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亦曾受過此誣。
曾紀澤英文頗好，嘗在西方報紙上登載英文文章《中國先睡后醒論》，宣傳中國必將迎來開化文明國力強盛的一天。
后來紀澤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職，成為清廷的外交官。適逢元旦，紀澤用英文問候各國使節(jié)新年快樂。這一行動使他成為第一個用英文向外國使節(jié)祝福新年的中國官員。然而沒想到此舉竟然“引起滿朝人的嫉視”，認為他對“外人過于親密”了。
這兩故事一方面說明老大帝國的因循守舊之風，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于掌握當時話語權的士大夫階層的評語實在是不能全信！
琦善的忠與奸
我對于琦善的印象完全來自于一部電影——已故導演謝晉拍攝的《鴉片戰(zhàn)爭》。
在情況電影中，琦善完全稱得上是一個丑角兒，與鮑國安老師扮演的林則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他們兩個一個主和，一個主戰(zhàn)，用我們的既成的史觀來看，一個奸，一個忠，應無疑義。
然而歷史上的琦善究竟是怎樣的？作者的記述或許可以讓我們稍微思考一下我們以一個什么樣的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
首先琦善在歷史上升遷極快，36歲從一品，50歲已經是正一品的文淵閣大學士，是民間所謂的宰相，倘若沒有兩把刷子絕對不會到如此高位。由此可見，他絕對不是電影中描述的那個愚蠢奸滑的形象。
從琦善的任職履歷完全可以看出他至少是一員能吏，20歲去刑部當差，為了不被手下的胥吏所欺瞞，他特意花三百兩銀子向刑部退休官員學習，經過三年時間達到案例精熟的程度，這對于當時的士大夫階級是很難做到的。
鴉片戰(zhàn)爭中，琦善臨危受命處理夷務，在明知打不過的情況下，與英方簽了《穿鼻草約》。正是因為此約，琦善被上了”漢奸“之名，清政府也拒不承認他簽的條約。然而一年之后，為了停戰(zhàn)，清政府不得不簽定了條件苛刻的《南京條約》。而與之比較，《穿鼻草約》實際上是琦善外交上的勝利。
琦善為什么在歷史上毀多譽少呢？一方面是作為主和派，在民族道義上的先天不利地位。另一方面，琦善性格高傲，對于當時的名公巨卿頗有些看不上，因此對于掌握話語權的名公巨卿，當然不會對他說什么好話。
英雄與國賊
秋謹是我們熟知的反清志士，巾幗英豪。秋謹女士與丈夫王廷鈞琴瑟不諧，也不是秘密。
作者鉤沉史料，秋謹對丈夫不滿，甚至破口大罵，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怪老公不爭氣，沒能考取科舉；二是為留學日本籌措學費，夫家不肯出錢。
甚至竟然出現(xiàn)了秋謹為了向公婆要錢，持刀逼迫二老的事情。最后討得了四千元作學費，可是秋謹女士在北京聽聞”戊戌余黨“王照入獄，盡管是素昧平生，還是從這筆錢中拿出了一部分匿名捐出以搭救王照。
對于此事，似乎頗能彰顯秋謹女士俠義之風�？墒菗Q一個角度，夫家二老得媳如此，又怪誰來？
汪精衛(wèi)是大家皆知的賣國賊，然而少年時代也曾有過熱血時刻。
清末，精衛(wèi)尚以汪兆銘而行于世上，因暗殺攝政王載灃未遂而入獄。本擬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但肅親王善耆讀了他的供詞之后，向載灃陳詞力主從輕治罪。
是什么樣的供詞打動了善耆呢？據(jù)作者記載汪的供詞包含以下幾層意思：
第一，此事為一人所為，沒有同黨。
第二，平生之志在于排滿革命。
第三，各國立憲之宗旨在于限制君權，清廷現(xiàn)在的立憲宗旨在鞏固君權。
第四，立憲如不能真正限制君權解除專制，則國會實際上代表的不是皇帝，而非人民。
因此“革命諸人以為欲達民主之目的，舍與政府死戰(zhàn)之外，實無他法。”
看此獄中供述，我們也不盡感慨，即便是禍國奸賊，當年也曾有過“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壯烈時刻，只是從英雄到國賊經歷了怎樣的思想置換？當年的汪兆銘是如何一步步背離自己的信念的？
從以上幾個故事，我們大概能夠感知到，作者的確將自己研究史學的指引精神貫穿了本書的始終，從這一方面來說，作者寫此書的目的可以說已經達到了。
然而縱覽全書，私下以為缺憾之處并不少有，至少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以“史”為名的著作。
首先，這本書以晚清三個時期的世態(tài)和臉譜兩個方面來刻畫江湖與廟堂的歷史生態(tài)，然而在選擇史料方面多偏重于緋聞、逸事。倘若作為筆記行世或許可以，以史為名卻缺乏為史的大格局。
其次，本書頗有將平時所作之短文編纂成集而失之統(tǒng)序之嫌，行文失之于瑣碎，缺乏統(tǒng)一的架構。將微博、公眾號等自媒體文章集在一處，不得不說一方面是當下出版界的流弊，另一方面也是作者的誠意欠奉。
因此與其說這是一本史學著作，倒不如說是筆記逸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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