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讀后感（一）

　　前段時間偶然去書店時候看到了一本《唐太宗李世民》，我不禁滿懷興致和充滿了深深好奇，因為這對于一向喜歡人物傳記尤其是君王謀士傳記但又以前沒有系統(tǒng)看過唐太宗的我實在是太高興了！

　　簡略看完了這本書后，我發(fā)現(xiàn)原來唐太宗是那么的高深偉岸，無論是他的治大國謀遠(yuǎn)略、還是他的氣量和膽魄、他的沉穩(wěn)冷靜、他的深謀遠(yuǎn)慮還是他的與大臣相處是那么的謙虛謹(jǐn)慎、對待敵人是那么的寬容寬恕、對待良臣是那么的坦誠相待、對待忠言義諫是那么的從諫如流所謂成盛世必有明君，而唐太宗無疑是君王中的明君，對他的嘆服讓我覺得其實人可以做的更好的！

　　最嘆服唐太宗的地方有好多好多。特別是他對待功臣和異己的寬仁和大度，他不僅沒有象絕大部分的君主在建立新王朝后大開殺戒，沒有象劉邦、勾賤和朱元璋（朱是殺功臣的最典型代表）那樣“兔死溝烹”，更是將仇敵李建成的謀士魏征委以重任。因此，這讓我們對唐太宗的政治智慧和氣度大加贊賞！唐朝的輝煌很大程度歸功于唐太宗的博大寬仁政策以及海納百川般的胸懷，總之許許多多的高明和智慧成就了一代英主——唐太宗！

　　唐太宗讀后感（二）

　　秦王李世民金戈所向，隋朝灰飛煙滅。大唐國立，三子兩派爭奪繼位權(quán)，喋血宣武門。名帝胸懷，叛將政敵為我所用，良臣賢相鼎力輔佐。除弊政，用賢良，平蠻夷，恩惠百姓，贏來“貞觀大治”、“萬國來朝”的好景象。

　　面對叛將政敵，是斬草除根，還是收攏人心、為我所用？太宗選擇了后者，足見其開闊的胸襟。面對宗室貴族，是沿襲舊制、廣封宗室，還是革故鼎新、節(jié)制宗室特權(quán)？太宗選擇了后者，足見其圣明的決策。面對突厥十萬俘虜，他并沒有學(xué)周武王處置殷商遺民，也沒有學(xué)秦將白起坑殺趙卒，而是保留其部落，順習(xí)其風(fēng)俗，足見其過人的膽識。

　　太宗時刻都在提醒自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總結(jié)古代君王失德的根本均在不利民。于是，均田地，抑宗室，重修《氏族志》等一大批惠民政策得到實施。

　　書中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個人，他就是魏徵。魏徵原始太子冼馬，效忠于李建成。后因玄武門政變被俘。李世民惜才如金，不計前嫌，重用了他。從猜忌到信任，魏徵以他剛正不阿，忠貞不二的品格和勤于政務(wù)，勞而無怨的作風(fēng)感動了李世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疾風(fēng)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就是最好的見證。

　　寬容與剛直是我在本書中讀到的亮點。唐太宗的寬容，換來了“貞觀之治”的盛況；魏徵的剛直，贏得了太宗的信任與欽佩。而這兩點，不正是一個人應(yīng)具備的嗎？

　　唐太宗讀后感（三）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在位期間國泰民安，社會安定，經(jīng)濟(jì)發(fā)展繁榮，為后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chǔ)，后人稱之為為“貞觀之治”。因此有人說他是唐朝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另外其書法也備受好評。

　　我選取了趙克堯與袁英光先生的兩部《唐太宗傳》，比較而言，袁英光先生的傳記較為簡略，重點在于唐太宗即位前如何輔佐其父奪取天下以及即位后抗擊東突厥、治國政策；而趙克堯先生則詳細(xì)的描述了李世民的少年時代、奪取地位、開國政策、宮闈生活以及晚年喜好等等。另外趙克堯先生傳記最大的特色就是每章后幾乎都有歷史原因、政策意義之類的分析。

　　其實后人對唐太宗的評論總體都是正面的，即治世明君。但關(guān)于宣武門之變卻有不少爭議，有人評價他大逆弒兄后逼父退位，有人為其辯護(hù)無奈為之…兩部傳記都提到秦王（李世民）與太子（李建成）之爭，并非野史傳聞李建成迫害李世民，然而袁英光先生傳記中卻有秦王密報建成與元吉淫亂尹德妃與張婕妤一段，雖未評論，卻明顯貶低李建成一派。在趙克堯先生的傳記中描述是李建成因留守京城而與后宮相熟，故勾結(jié)后宮對付李世民，而李世民亦營結(jié)私黨欲謀取帝位，更加客觀。

　　其實中國古代的歷史有些是經(jīng)過加工改造的，特別是關(guān)于帝王的部分，我們不能盡信流傳下來的史書。首先，歷來史書所載之建成，陰險狡詐，好色貪功，與襟懷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站在一起，不得不讓人慶幸登上帝位開創(chuàng)大唐盛世沒有所托匪人。然而透過歷史的重重黑幕，我們可以隱約看到，李建成與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離的。李淵晉陽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黃河，攻克長安（長安的戰(zhàn)略地位在當(dāng)時并不亞于后來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陽，甚至猶有過之。李建成在戰(zhàn)爭初期即占據(jù)長安，唐軍聲威大振，頓時成為最有希望問鼎中原的一支割據(jù)力量，使得蜀地的勢力不得不下決心依附于唐，使西秦霸王薛舉被切斷在西北成為孤軍，又令王世充占據(jù)的洛陽的西方成為了死路，更使當(dāng)時蠢蠢欲動的突厥不得不顧及強(qiáng)大的唐軍加上堅城長安的效果。），又與竇建德相持，沒有讓當(dāng)時氣勢正盛的夏軍逼近太原，軍功與李世民相比毫不遜色。即便說李世民更善用奇兵，有虎牢一戰(zhàn)的經(jīng)典戰(zhàn)例，也不能肯定李建成的用兵能力就比李世民差多少。因為在歷史上（尤其是唐后，理由后具），在宮闈之戰(zhàn)中敗北的人即使有再經(jīng)典的戰(zhàn)例，大多也不會被詳盡地記入史書，頂多說上一句“建成納計，乃克長安”。

　　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書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蒸淫父姬的罪名了，史載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亂后宮”，可謂石破天驚的一筆。因為直接跟皇帝老爹說我哥我弟給您戴了項綠油油的帽子（而且居然能讓史官知道），未免也太過滑稽，任李淵脾氣再好，大概也不會窩囊到讓此事不了了之罷。()這條史載記錄大半是李世民座下史官原創(chuàng)的吧，便保守估計，也有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含糊道“宮禁深秘，莫能明也”。李建成無論是在正史中，還是在稗史小說中，均以陰謀家身份出現(xiàn)，然而其陰謀卻屢屢失敗，讓人懷疑他究竟是否窩里斗的料。加之首提造反的乃是劉文靜（后為李淵所殺），李世民只是鼓動者之一，且其軍功至此尚半點未立，那么這個“皆汝所致”就無從說起了。而且這個“請以世民為世子”的“將佐”事跡并未載于史，殊為可疑——試想如有人慧眼如此，如何會被李世民漏掉？由此推測，“廢立”之說，十有八九有如“高祖斬白蛇”“劉備靠大樹”一類的“事后諸葛亮”編造出來的。另外就是和尚道士的預(yù)言了，名字尚無，便有“年二十，可濟(jì)世安民”。武德四年，攻打洛陽的李世民帶房玄齡拜訪了遠(yuǎn)知道士，道士的預(yù)言還是很有客觀依據(jù)的：“你將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自是“眷言風(fēng)范，無忘寤寐”。大概他便是從此才堅定了奪位建成的決心罷。同一年攻下洛陽后，他招賢納士，設(shè)天策府、文學(xué)館，閑則共話古今，縱談天下，儼然君臣?xì)馀�。封德彝便注意到�?ldquo;秦王恃有大勛，不服居太子之下。”于是在李世民與李建成、李元吉的斗爭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處在主動出擊的位置，但是重要的一點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宮中、朝中多數(shù)高官甚至父親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處于弱勢地位。那么，形勢便要求李世民不斷示弱退讓，保存實力，營造環(huán)境，以求一擊必殺。

　　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李世民的臉上可謂濃妝艷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層脂粉，而費(fèi)心費(fèi)力為他上妝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刪略《國史》，編《高祖實錄》、《太宗實錄》的房玄齡等人（其實房玄齡也只是署名的主編而已，動筆者不詳，蓋有許敬宗、李延壽、李淳風(fēng)等）。當(dāng)然李建成也并非沒有主動出擊過，面對日益增加的秦王勢力，李建成無疑比任何人都要擔(dān)憂。他的對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將佐，企圖孤立李世民，再一舉消滅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籌，他將計就計，讓手下假裝離開長安再偷偷潛回天策府，示敵以弱，出敵不意。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收買了許多東宮勢力下的要人，其中兩個，在玄武門之變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第一是東宮官王[目至]（字庫無），他在玄武門之變前一兩天，密奏說“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謀害秦王”，結(jié)果李世民決定先發(fā)制人，召集部下策劃政變；第二則是更為舉足輕重的人物——玄武門總領(lǐng)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夠伏兵玄武門，襲殺李建成、李元吉。而這個常何的動向，也是頗耐人尋味的。他早在洛陽之戰(zhàn)時便追隨李世民，雖曾從李建成征討河北，但入長安卻是奉李世民之令。李建成為什么會信任他呢？竊以為，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的反間。我國歷史書上幽默地寫道，玄武門之變實質(zhì)并非兄弟間爭奪皇位的政變，而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新興地主官僚集團(tuán)和舊世族官僚集團(tuán)之間為爭奪國家領(lǐng)導(dǎo)權(quán)而發(fā)生的尖銳斗爭。

　　因此我們應(yīng)該客觀的對待宣武門之變的事實，不能因為唐太宗的“貞觀之治”而將其徹底美化，當(dāng)然也不能因為弒兄這件事實將其徹底批判。

　　另外兩部傳記都提到李世民“廣開言路、從諫如流”以及“推行科舉、廣納賢才”以及其與臣子之間的口舌之爭。尤其是與魏征這個李建成的前家臣，李世民不僅沒有因為其輔佐過李建成而疏遠(yuǎn)他，反而加以重用，而且數(shù)次被氣到“誓殺此田夫”回頭卻采納魏征建議，讓人不覺莞爾，這皇帝太好玩了！從此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確實是一位明君，一位初具民主意識的君王！而且李世民在位期間推崇儒學(xué)，統(tǒng)一經(jīng)學(xué)，為中國的文化事業(yè)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對于釋家是一律壓制，而對于道家，趙克堯先生說的是推崇，而袁英光先生卻是來了一句“外崇內(nèi)抑”。李世民推崇道教一方面是提高李家地位，而另一方面是為了抑制佛教，從長孫皇后病后一句“道、釋異端之教。從汝言，吾不如速死！”可見一斑。這與趙克堯先生的“崇道尊祖”以及唐太宗“晚嗜丹藥”有所出入，而且他提到唐太宗是服藥暴亡，而袁英光先生卻未置一詞。在趙克堯先生的傳記中還提到唐太宗的各種興趣，如“喜好弓馬”“屬詩賦文”，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的書法那是相當(dāng)不錯（據(jù)趙先生說）。

　　從兩篇傳記比較而言，都比較公正的述寫了唐太宗的一生，從青年到即位后至死，袁英光先生更多的著重于李世民的豐功偉績，而趙克堯先生的手筆則更為細(xì)致，不僅客觀的描述了宣武門之變，還加上的自己的評論及分析（還是比較合理的）以及其愛好特長，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君王形象，讓這位千古一帝更接近生活。簡而言之，李世民的確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不論其政治頭腦還是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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