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與民——傳播主體的多元化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認為,我們正處于全球化“3.0”時代,這一時代的全球化推動力則來自個人和小的集團。
在全球化“3.0”時代,傳播的時間與空間結構改變了,國際輿論場的格局亦被重塑了,傳統(tǒng)的以國家為主的區(qū)域性單元輿論場逐漸成為全球傳播輿論場的分場。在這種復雜的輿論環(huán)境中,民間輿論場越來越呈現(xiàn)出巨大的影響力。
二、新與舊——傳播渠道的多形態(tài)化
新媒體外交成為外交新戰(zhàn)略。中國亟需加強網(wǎng)絡技術研究和信息資源,通過加強與國外網(wǎng)絡媒體的對話、改變國內(nèi)網(wǎng)絡管理思路與體制等方式來推動網(wǎng)絡外交的發(fā)展。新興傳播媒體這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了信息跨境傳播的成本,帶來無域化網(wǎng)民全球性的大規(guī)模增長,另一方面,則實現(xiàn)著日益精確化的分眾化傳播,持續(xù)提升了信息公民個人的文化動能和經(jīng)濟動能,也就是以個人努力影響和作用于整個人類社會的能力”。
三、內(nèi)與外——傳播空間的去地域化
在全球化時代,輿論焦點的中國大地上再也沒有一個事件是國內(nèi)的事件了。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傳播的眼光,不能只盯著國際事務。國內(nèi)事務處理的好與壞,同樣是國際輿論關注的熱點。國家形象、國民形象與政府形象既體現(xiàn)在國際交往之中,也體現(xiàn)在國內(nèi)事務之中。
四、張與馳——國際傳播的節(jié)奏感
國際輿論場的建構,同樣需要這樣的快慢張馳的節(jié)奏感
五、顯與隱——傳播方法的柔性化
國際傳播當然也不是說就不可以有鋼硬的、顯性的宣傳手段,只是更有效的方式是通過雙向的溝通與互動的方式來引導、說服來實現(xiàn)的。這種強調(diào)交互式的參與溝通,以對話取代獨語,以溝通取代命令的交互式的溝通對話,會更有效而更完整地了解他國公眾心中的想法,也可能使信息的傳遞更為完整、更正確。
六、硬與軟——傳播戰(zhàn)略的雙重布局
無論是硬權力還是軟權力,控制和影響他人,都是權力的基本欲望。正如約瑟夫•奈所言:“權力就是有所作為與控制別人的能力。簡單地說,就是能隨心所欲的能力,能夠影響別人行為而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他將軟權力定義為“當一個國家使得其他國家以其預期目標為目標時的同化權力!笨梢姡败洐嗔Α笔且环N更高遠的控制與影響力,它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tài)或政治價值觀念的吸引力、塑造國際規(guī)則和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在國際政治中,“軟實力”和“硬實力”同樣重要。
問題:
一、中國的問題仍然是宣傳的手段太明顯,傳播策略比較單一,缺少國際上認可的媒體渠道,不會講述中國的故事
二、中國對軟實力構成的三要素——文化、價值觀和政策——的建設方面都存在嚴重不足。在文化上,中國尚未梳理出中國文化對于世界未來發(fā)展最具有正能量、而又可能有廣泛吸引力的元素。價值上,我們因為糾纏于可能因為接受普世價值而處于被動地位,反而未能利用這些全球廣泛接收的理念來傳播和建構中國的影響力;而在政策安排上,中國一直沒有建立強大的智庫群
三、話語權的缺失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1.全球傳播渠道更多元化,但西方社會仍然掌握主動權。
2.在國際信息新聞傳播市場,缺少中國的故事。
就中國新聞的對外報道而言,就是既要講發(fā)展成就,也要正視存在的問題,講兩面才符合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點
其三,國際傳播人才也嚴重不足。
四、中國在國際傳播場,仍然缺少真正了解中國、愿意為中國鼓與呼的第三方力量。但對中國官方的傳媒,西方受眾持有一種“壞孩子印象”!啊畨暮⒆佑∠蟆斐梢环N逆反心理,即使我們的報道是實事求是的,但傳播效果卻打了折扣,正面報道無形中可能會產(chǎn)生負面效果,甚至變成了負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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