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書，也還喜歡讀書，但是病懶，大部分時間荒嬉掉了！所以實在沒有讀過多少書。年屆而立，才知道發(fā)憤，已經(jīng)晚了。幾經(jīng)喪亂，席不暇暖，像董仲舒三年不窺圓，米爾頓五年隱于鄉(xiāng)，那樣有良好環(huán)境專心讀書的故事，我只有艷羨。多少年來所讀之書，隨緣涉獵，未能專精，故無所成。然亦間有幾部書對于我個人為學做人之道不無影響。究竟那幾部書影響較大，我沒有思量過，直到八年前有一天邱秀文來訪問我，她提出了這么一個問題，她問我所讀之書有那幾部使我受益較大。我略為思索，舉出七部書以對，略加解釋，語焉不詳。邱秀文記錄得頗為翔實，虧她細心的聯(lián)綴成篇，并以標題“梁實秋的讀書樂”，后來收入她的一個小冊“智者群像”，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最近聯(lián)副推出一系列文章，都是有關書和讀書的，編者要我也插上一腳，并且給我出了一個題目“影響我的幾本書”。我當時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考生，遇到考官出了一個我不久以前作過的題目，自以為駕輕就熟，寫起來省事，于是色然而喜，欣然應命。題目像是舊的，文字卻是新的。這便是我寫這篇東西的由來。

　　第一部影響我的書是《水滸傳》。我在十四歲進清華才開始讀小說，偷偷的讀，因為那時候小說被目為“閑書”，在學校里看小說是懸為歷禁的。但是我禁不住誘惑，偷閑在海甸一家小書鋪買到一部《綠牡丹》，密密麻麻的小字光紙石印本，晚上鉆在蚊帳里偷看，也許近視眼就是這樣養(yǎng)成的。拋卷而眠，翼晨忘記藏起，查房的齋務員在枕下一摸，手到擒來。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喚我前去應詢，瞪著大眼厲聲咤問：“這是嘛？”（天津話“嘛”就是“什么”）隨后把書往地上一丟，說“去吧！”算是從輕發(fā)落，沒有處罰，可是我忘不了那被叱責的恥辱。我不怕，繼續(xù)偷看小說，又看了肉蒲團、燈草和尚、金瓶梅等等。這幾部小說，并不使我滿足，我覺得內(nèi)容庸俗、粗糙、下流。直到我讀到水滸傳才眼前一亮，覺得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不愧金圣嘆稱之為第五才子書，可以和莊、騷、史記、杜詩并列。我一讀，再讀，三讀，不忍釋手。曾試圖默誦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姓名綽號，大致不差（并不是每一人物都栩栩如生，精采的不過五分之一，有人說每一個人物都有特色，那是夸張）。也曾試圖搜集香煙盒里（是大聯(lián)珠還是前門？）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圖片。這部小說實在令人著迷。水滸作者施耐庵在元末以賜進士出身，生卒年月不詳，一生經(jīng)歷我們也不得而知。這沒有關系，我們要讀的是書。有人說水滸作者是羅貫中，根本不是他，這也沒有關系，我們要讀的是書。水滸有七十回本，有一百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問題重重；整個故事是否早先有過演化的歷史而逐漸形成的，也很難說；故事是北宋淮安大盜一伙人在山東壽張縣梁山泊聚義的經(jīng)過，有多大部分與歷史符合有待考證。凡此種種都不是頂重要的事。水滸傳的主題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一個個好漢直接間接的吃了官的苦頭，有苦無處訴，于是鋌而走險，逼上梁山，不是貪圖山上的大碗酒大塊肉。官，本來是可敬的。奉公守法公忠體國的官，史不絕書�？墒且怀瘷嘣谑直惆蚜顏硇械呢澪弁鞣ǖ墓賲s也不在少數(shù)。人踏上仕途，很容易被污染，會變成為另外一種人，他說話的腔調(diào)會變，他臉上的筋肉會變，他走路的姿勢會變，他的心的顏色有時候也會變�！盃栙籂柕�，民脂民膏”，過驕奢的生活，成特殊階級，也還罷了，若是為非作歹，魚肉鄉(xiāng)民，那罪過可大了。水滸寫的是平民的一股怨氣。不平則鳴，容易得到讀者的同情，有人甚至不忍責那些非法的殺人放火的勾當。有人以終身不入官府為榮，怨毒中人之深可想。

　　較近的叛亂事件，義和團之亂是令人難忘的。我生于庚子后二年，但是清廷的糊涂，八國聯(lián)軍之肆虐，從長輩口述得知梗概。義和團是由洋人教士勾結官府壓迫人民所造成的，其意義和梁山泊起義不同，不過就其動機與行為而言，我憐其愚，我恨其妄，而又不能不寄予多少之同情。義和團不可以一個“匪”字而一筆抹煞。英國俗文學中之羅賓漢的故事，其劫強濟貧目無官府的游俠作風之所以能贏得讀者的贊賞，也是因為它能伸張一般人的不平之感。我讀了水滸之后，我認識了人間的不平。

　　我對于水滸有一點極為不滿。作者好像對于女性頗不同情。水滸里的故事對于所謂奸夫淫婦有極精采的描寫，而顯然的對于女性特別殘酷。這也許是我們傳統(tǒng)的大男人主義，一向不把女人當人，即使當作人也是次等的人。女人有所謂貞操，而男人無。水滸為人抱不平，而沒有為女人抱不平。這雖不足為水滸病，但是水滸對于欣賞其不平之鳴的讀者在影響上不能不打一點折扣。

　　第二部書該數(shù)《胡適文存》。胡先生生在我們同一時代，長我十一歲，我們很容易忽略其偉大，其實他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思想學術道德人品上最為杰出的一個。我讀他的文存的時候，我尚在清華沒有卒業(yè)。他影響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話文。明白清楚并不是散文藝術的極致，卻是一切散文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他的文學改良芻議，現(xiàn)在看起來似嫌過簡，在當時是震聾發(fā)的巨著。他的白話文學史的看法，他對于文學（尤其是詩）的藝術的觀念，現(xiàn)在看來都有問題。例如他直到晚年還堅持的說律詩是“下流”的東西，駢四儷六當然更不在他眼里。這是他的偏頗的見解。可是在五四前后，文章寫得像他那樣明白曉暢不枝不蔓的能有幾人？我早年寫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為模仿的榜樣。不過我的文字比較雜亂，不及他的純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胡先生起初倡導杜威的實驗主義，后來他就不彈此調(diào)。胡先生有一句話，“不要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像是給人的當頭棒喝。我從此不敢輕信人言。別人說的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胡先生曾為文批評時政，也曾為文對什么主義質疑，他的幾位老朋友勸他不要發(fā)表，甚至要把已經(jīng)發(fā)排的稿件擅自抽回，胡先生說：“上帝尚且可以批評，什么人什么事不可批評？”他的這種批評態(tài)度是可佩服的。從大體上看，胡先生從不侈言革命，他還是一個“儒雅為業(yè)”的人，不過他對于往昔之不合理的禮教是不惜加以批評的。曾有人家里辦喪事，求胡先生“點主”，胡先生斷然拒絕，并且請他閱看《胡適文存》里有關“點主”的一篇文章，其人讀了之后翕然誠服。胡先生對于任何一件事都要尋根問底，不肯盲從。他常說他有考據(jù)癖，其實也就是獨立思考的習慣。

　　三是他的認真嚴肅的態(tài)度。胡先生說他一生沒寫過一篇不用心寫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確是如此，無論多小的題目，甚至一封短札，他也是像獅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他在廬山偶然看到一個和尚的塔，他作了八千多字的考證。他對于水經(jīng)注所下的功夫是驚人的。曾有人勸他移考證水經(jīng)注的功夫去做更有意義的事，他說不，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要把研究學問的方法傳給后人。我對于水經(jīng)注沒有興趣，胡先生的著作我沒有不曾讀過的，唯水經(jīng)注是例外。可是他治學為文之認真的態(tài)度，是我認為應該取法的。有一次他對幾個朋友說，寫信一定要注明年、月、日，以便查考。我們明知我們的函件將來沒有人會來研究考證，何必多此一舉？他說不，要養(yǎng)成這個習慣。我接受他的看法，年、月、日都隨時注明。有人寫信謹注月日而無年分，我看了便覺得缺憾。我譯莎士比亞，大家知道，是由于胡先生的倡導。當初約定一年譯兩本，二十年完成，可是我拖了三十年。胡先生一直關注這件工作，有一次他由臺灣飛到美國，他隨身攜帶在飛機上閱讀的書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譯本。他對我說他要看看中譯的莎士比亞能否令人看得下去。我告訴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道，不過我是認真翻譯的，沒有隨意刪略，沒敢潦草。他說俟全集譯完之日為我舉行慶祝，可惜那時他已經(jīng)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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