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將出版我的文集，一共是十四卷，沒有包括過去的《廢都》和現在完成的《高老莊》。設計封面的曹剛先生在每一卷上以一個字做裝飾，他選用了“大風
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xiāng)，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是劉邦的詩，二十三個字。瞬間的感覺里，我立即知道我的一生是會能寫出二十三卷書的�！陡呃锨f》應該為第十六卷，也就是我在這個世紀的最后一部長篇。
在世紀之末寫完《高老莊》，我已經是很中年的人了。人是有本命年的，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在自己的本命年里莫不是恐慌懼怕，同樣，天地運動也有它的周期性，過去的世紀之末景象如何，我們不能知道，但近幾年來全球范圍內的頻繁的戰(zhàn)爭，騷亂，饑荒，瘟疫，旱澇，地震，惡**故和金融危機，使得整個人類都焦躁著。世紀末的情緒籠罩著這個世界，于我正偏偏在中年。中年是人生最身心憔悴的階段，上要養(yǎng)老，下要哺小，又有單位的工作，又有個人的事業(yè)，肩膀上扛的是一大堆人的腦袋，而身體卻在極快地衰敗。經歷了人所能經受的種種事變（除過坐牢），我自信我是一個堅強的男人，我也開始相信了命運，總覺得我的人生劇本早被誰之手寫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時候，有笑聲在什么地方輕輕地響起�！兜赖陆洝吩俨槐徽J作是消極的世界觀，《易經》也不再是故弄玄虛的東西，世事的變幻一步步看透，靜正就附體而生，無所羨慕了，已不再寵辱動心。一早一晚都在仰頭看天，象全在天上，蹲下來看地上熙熙攘攘物事，一切式又都在其中。年初的一個黃昏，低云飛渡，我出門要干事去，當一腳要踏下去的時候，我突然看見了一只蟲子就在腳下活活地蠕動，但我的腳因慣性已無法控制，踏下去就把它踏死了。我站在那里，悲哀了許久，仔悔著我無意的傷害，卻一時想到這只蟲子是多么像我們人類呀，這蟲子正快樂地或愁苦地生活著，突然被踏死，蟲子們一定在驚恐著這是一場什么災難呢？也就在那個晚上，我坐在書房里，腦子里還想著蟲子們的思考，電視中正播放著西藏的山民向神靈祈禱的鏡頭，摹地醒悟這個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著神靈和魔鬼的，之所以種種奇離的事件發(fā)生，古代的比現代的多，鄉(xiāng)村的比城市的多，邊地的比內地的多，那都是大自然的力的影響。類似這樣的小事，和這樣的小事的啟示，幾乎不斷地發(fā)生在我的中年，我中年階段的世界觀就逐漸變化。我曾經在一篇短文里寫過這樣的話：道被確立之后，德將重新定位。于是，對于文學，我也為我的評判標準和審美趣味的變化而驚異了。當我以前閱讀《紅樓夢》和《楚辭》，閱讀《老人與�！泛汀队壤镂魉埂罚倚蕾p的是它們的情調和文筆，是它們的奇思妙想和優(yōu)美，但我并不能理解他們怎么就寫出了這樣的作品。而今重新撿起來讀，我再也沒興趣在其中摘錄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動我的已不在了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說隱于文字之后的作家的靈魂！偶爾的一天，我見到了一幅對聯，其
中下聯是：“青天一鶴見精神”，我熱淚長流，我終于明白了鶴的精神來自于青天！回過頭來，那些曾令我迷醉的一些作品就離我遠去了，那些淺薄的東西，雖然被投機者嘩眾取寵，被蕓蕓眾生的人云亦云地熱鬧，卻為我不再受惑和所騙。對于整體的。渾然的。元氣淋漓而又鮮活的追求，使我越來越失卻了往昔的優(yōu)美、清新和形式上的華麗。我是陜西的商州人，商州現屬西北地，歷史上卻歸之于楚界，我的天資里有粗曠的成分，也有性靈派里的東西，我警惕了順著性靈派的路子走去而漸巧漸小，我也明白我如何地發(fā)展我的粗曠蒼茫，粗曠蒼茫里的靈動那是必然的。我也自信在我初讀《紅樓夢》和《聊齋志異》，我立即有對應感，我不缺乏他們的寫作情致和趣味，但他們的胸中的塊壘卻是我在世紀之末的中年里才得到理解。我是失卻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讀者，他們的離去令我難過而又高興，我得改造我的讀者，征服他們而吸引他們。我對于我寫作的重新定位，對于曾經閱讀過的名著的重新理解，我覺得是以年齡、經歷的豐富后做基礎的，時代的感觸和人生的感觸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深切體會的，既使體會，站在了第一臺階也只能體會到第二臺階，而不是從第一臺階就體會到了第四第五臺階。世紀末的陰影揮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們在吟唱著他們的青春的愁悶，他們其實并沒有多大的愁，滿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們嘮嘮叨叨著所得的工錢和物價的上漲，他們關心的僅是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家人。大風刮來，所有的草木都要搖曳，而鐘聲依然是悠遠而舒緩地穿越空間，老僧老矣，他并沒有去懸梁自盡，也不激憤洶洶，他說著人人都聽得懂的家常話。
《高老莊》落筆之后，許多熟人和生人碰見了我，總在問我又寫了什么？我能寫什么呢，長期以來，商州的鄉(xiāng)下和西安的城鎮(zhèn)一直是我寫作的根據地，我不會寫歷史演義的故事，也寫不出未來的科學幻想，那樣的小說屬于別人去寫，我的情結始終在現當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環(huán)境決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寫作的民間視角，關懷和憂患時下的中國是我的天職。但我有致命的弱點，這猶如我生性做不了官（雖然我仍有官銜）一樣，我不是現實主義作家，而我卻應該算作一位詩人。對于小說的思考，我在許多文章里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后記里也有過長長的一段敘述，遺憾的是數年過去，回應我的人寥寥無幾。這令我有些沮喪，但也使我很快歸于平靜，因為現在的文壇，熱點并不在小說的觀念上，沒有人注意到我，而我自《廢都》后已經被煙霧籠罩得無法讓別人走近�，F在我寫《高老莊》，取材仍是來自于商州和西安，但我絕不是寫的是商州和西安，我從來也沒承認過我寫的就是行政管理意義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對將題材分為農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個行業(yè)。我無論寫的什么題材，都是我營造我虛構世界的一種載體，載體之上的虛構世界才是我的本真。我終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二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間傳統(tǒng)文化和西安官方傳統(tǒng)文化孕育了我做為作家的素養(yǎng)，而在傳統(tǒng)文化的其中淫浸愈久，愈知傳統(tǒng)文化帶給我的痛苦，愈對其的種種弊害深惡痛絕。
我出生于一九五二年，正好是二十世紀的后半葉，經歷了一次一次窒息人生命的政治運動和貧窮，直到現在，國家在改革了，又面臨了一個速成的年代。我的一個朋友曾對我講過，他是在改革年代里最易于接受現代化的，他購置了新的住宅，買了各種家用電器，又是電腦，VCD，摩托車，但這些東西都是傳統(tǒng)文化里的人制造的第一代第二代產品，三天兩頭出現質量毛病，使他飽嘗了修理之苦。他的苦我何嘗沒有體會呢，恐怕每一個人都深有感觸。文學又怎能不受影響，打上時代的烙印呢？我或許不能算時興的人，我默默地歡呼和祝愿那些先蹈者的舉動，但我更易于知道我們的身上正缺乏什么，如何將西方的先進的東西拿過來又如何作用，偉大的五四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偉人們給了我多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我在緩慢地。步步為營地推動著我的戰(zhàn)車，不管其中有過多少困難，受過多少熱諷冷刺甚或誤解和打擊，我的好處是依然不掉頭就走。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卻是蓮日日生起，盼望著浮出水面開綻出一朵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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